据史志记载，陶庄、汾玉地域，远在春秋时期属于吴、越接壤的槜李（又称长水）之地。陶庄，古有“溪中十八镇，柳溪第一镇”之誉。这句话说出了陶庄最主要的几个密码：水，古老，首善之镇，以及在古镇日渐式微的浪潮中仍然存在的文化脉流。

　　Part1 关于水
 

　　陶庄多水。放之于江南水乡众地中，仍然极为突出。自古以来，江浙分治，中间隔了一个大湖：汾湖（在古人文献中经常写作“分湖”）。湖北是吴江，湖南是陶庄。正是这大湖，连同众多的河、荡、港、浜，一起涵养了陶庄。笔者曾多次去汾湖，在穿堤上远望，湖面辽阔，水波微兴，时有渔人出没，白鹭上下翻飞，隐隐生出一股灵气。

　　如此好地方，自然会聚人。
 

　　来的人叫陶文斡，不大的武官，官阶为第五十阶的保义郎。南宁绍兴年间，陶文斡由姑苏（今苏州）迁徙至柳溪建庄，居住在净池之东。当时陶庄不叫陶庄，叫柳溪，得名于一条叫柳溪的河流。在陶庄简朴的历史发展中，围绕柳溪形成了日后的集市，其方位一直未曾变迁，而柳溪至今仍存。

　　历史非常有意思：陶文斡虽然是一个武官，却拥有一颗难得的文化之心。他迁居柳溪后，不仅建造了南庄、北庄两个庄园，桥亭相望，繁华显赫，人称陶家庄园，更是作为创始人，建立了陶氏义塾，成为嘉善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义塾。因为这一教育上的开创之功，后人竟将陶庄之名取代柳溪，称呼集市。从中可见陶庄人之钟灵毓秀。

　　那仍然跟水有关。陶庄不仅多水，还多不同的水。作为典型的太湖水网地区河荡平原，陶庄的低洼圩田特别多，境内河、荡、港、浜密布，主要有汾湖、夏墓荡、净池漾、大寨河、太河泾港、梅台港、斜塘等。所有这些水体中，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无数，而汾湖可谓独领风骚。

　　翻检志书，可以看到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遥远故事：吴王阖闾五年至夫差二年（公元前510—前494），相传伍子胥大军由汾湖北岸渡湖至东南石底荡口，结水寨于此，以备越兵。后称胥滩古渡，又称伍子滩。这一传说暗示了汾湖的一个战略价值：军事要地，并且远在春秋时期即已成为吴越相争的关键所在。日后，在明代，汾湖又成为汉人与流窜入境的倭寇周旋相斗的重要场所，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借着独特的湖边湿地风貌和无数条小支流、茂密而幽深的芦苇荡，抗日英雄们钻地入水，上演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业绩。

　　有一个小插曲，也说明了汾湖之水的重要。一九九三年七月嘉善启动建设著名的长达两千九百五十一米的“汾湖穿堤”，因汾湖属于浙江和江苏共有，这一工程引发省际水利边界间的纠纷，导致两次停工，最后经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会同浙江、江苏两省水利厅协调处理，才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竣工。如今的“汾湖穿堤”，绿树成荫，非常美丽。

　　因水相争，产生区域边界纠纷甚至是国家间的纠纷和战争，在历史上非常多，不胜枚举，这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水是生存当中最重要的资源，为了获得更多的水资源，获得质量更好的水资源，不惜大动干戈。可以预见，在人类越来越膨胀，人口越来越密集的当下，世界各地对水资源的需求将越来越多，类似的区域纠纷和国家纠纷只会呈上升趋势。水有可能真正贵比黄金。

　　陶庄地处低洼地，又那么多水，历史上水灾频仍，老百姓深受其苦。因之，治水，成为陶庄历史上一个从未间断的主题。治水最早的壮举还是要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大将伍子胥，他在吴国攻打楚国年间（前512—前514年），开凿了著名的伍子塘，南部接通现在的平湖、海盐塘，北面连接祥符荡入汾湖。开伍子塘，目的除了通伐楚饷道及运盐以富国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便于低洼地的泄水。这一工程，其福泽绵延至今。

　　此后历朝历代治水不绝，但大规模治水却集中在二十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最新出版的《陶庄镇志》（中华书局，二〇一七年十月版）有明确的记载。不赘。

　　几日前，看到流经陶庄的太浦河，水仍微浊，且有从上游漂来的水生植物，不由感叹在水患已基本得治的今天，治水走向了另一个维度：让水重新清澈起来。然而这一工程比起花几年时间开挖一条河，要更为艰巨：那也许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里才能完成，需要花上几代人的努力，以及对生存的敬畏和真正的耐心。
 

伍子胥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