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生生照相馆是嘉兴城里最早的，也是最大、最好的一家摄影店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的中学生涯，每逢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时，都要拍一张毕业照，就在学校的广场上，由照相馆的摄影师来拍。拍照之后，我们问坐在前排的老师，是哪家的照相馆来拍的？老师们几乎同声回答说，“是生生照相馆，他们拍团体照是全嘉兴最靠得住的。”记得摄影师是一个高个子、高鼻梁、很帅气的师傅，都说他是当时城里最有名的。他家住天宁寺街中段，我每天去学校都要路过他家门口。还记得拍照时，摄影师要把镜头在水平方向转大概180度的大动作，而且要拍好几张，最后选一张最能体现水平的作品，放到学校校史展览馆里存放展出。

 

　　2020年春节后，由杭返回故乡，在嘉兴长子家长住了一个月。此时正值新冠疫情侵袭全国，来势越来越猛，政府动员全民抗疫，不上街，不聚众，戴口罩，居室常通风……这对把每天的健身、散步、逛街当作养生常规动作，而养成了多年习惯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我只好在家到处找书报看。一本由南湖区政协文教卫体与学习文史委编写的《建国路史话》吸引了我。这本书讲述建国路这条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商业街，翻阅之下，风土人情，历历在目。当看到提到生生照相馆的内容时，我真是喜出望外。

 

　　生生照相馆开设于1930年，投资者为年方25岁的杭州画家柴士钧和31岁的摄影师仲月怀。他俩结拜为异性兄弟，柴君仰仗兄长的摄影技术，爱慕摄影艺术。故而“生生”推崇艺术照，特以钢模钤盖于相片，钢印镌刻“嘉兴生生日夜照相馆，仲月怀摄”的中英文字样，雅致不失庄重，简洁大方。柴士钧后到上海静安寺开设一家照相材料行，仲月怀到嘉善重开照相馆。这生生照相馆就由仲月眉、王赛珍夫妇俩共同经营。仲月眉早年患高血压，因心脏病于42岁就英年离世。后就由王赛珍继承夫业。王赛珍于1991年病故，生生照相馆后继无人，就此闭门终结，这是后话了。

 

　　再说新中国成立后，生生照相馆的店主登记更名为王赛珍，她继承夫业，1956年公私合营时任生生照相馆副经理。1966年，“文革”开始，扫“四旧”。然而，在1966年初，生生照相馆和天真照相馆的大橱窗里还陈列着十余幅人工上油彩色的头像照，大多是嘉兴星火越剧团的知名花旦、小生以及工农群众和下乡知青照。当初，照片底子是黑白色的，为了美化添色，就由人工着上颜色。开始由水彩上色，后来发展到油彩上色，这是一个飞跃。因为水彩上色时间一长就褪色，而油彩上色可经历很长的岁月，甚至几十年还可保留原色。这一步的飞跃，就要提到照相馆的一级技师仲蕴如了，她是仲月眉的长女。仲月眉是仲月怀的胞弟，原在湖州丝绸印染厂任美工师，对京戏脸谱，特别是小生的装扮，精工一流，堪称湖州丝绸业的一绝。后经兄长邀请，由湖州来到嘉兴，投入照相行业。

 

　　仲蕴如，小学在当时的嘉兴建设一小就读，初中上的是秀州中学，不过还没有毕业就投身照相行业，那时嘉兴还没有解放。1949年5月，她在生生照相馆里从事照相技术工作，当了几年的学徒工，转正定级后每月工资是65.38元。1957年10月，生了二胎后，就利用产假期间，自费去上海最有名的南京东路王开照相馆，找到嘉兴同乡陈家凤师傅。陈在上海照相业界中，油彩上色是头牌，最有水平的。仲蕴如拜她为师，住在新闸路的亲戚家里，每天公交来公交回。因为有基础加上勤学苦练，不到两个月就学成回嘉兴，开创了生生照相馆的油彩上色照事业。1966年初以前，“生生”“天真”的油彩色样照就全由她加工制作的，这对当年尚未发明彩色胶卷的年代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对爱好摄影、喜欢照相的市民来说，也是极大的好消息和好新闻。可以说，仲蕴如为嘉兴的照相事业发展做出了独有的贡献，她于2019年1月在杭因病离世，终年86岁。

 

　　1964年7月，生生照相馆为顾客拍摄了一张结婚照，顾客穿着一身西式礼服，女的化了妆。照片同样上彩着色。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浙江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张结婚照》的署名文章，提出“宣扬什么，为谁服务”的问题，并组织讨论。从此，拍摄结婚照、化妆照被划为禁区。“文革”期间，提出“狠抓镜头下的阶级斗争”，这段旧事又被重提重批（这一段史实为《嘉兴市志》所记录）。但是，如前文所述，即便过了两年，到了1966年，生生照相馆的大橱窗里还出现油彩的样照，这是否说明社会对新事物的欢迎，也是各界人士对此的肯定？

 

　　值得仲蕴如自豪的是，1959年10月1日，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嘉兴南湖“一大”纪念馆筹建，一艘红船出现在烟雨楼前的湖面上。红船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照片庄严地放置在红船上方，这张36英寸的特大油彩照的制作就是由一级技师仲蕴如一手完成的，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这位伟人的无比爱戴、无比崇敬！